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原副会长付文军在征求意见中表示：“既然是改革，是尝试，这个方案在探索当中就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我们就这个模式的可行性，请媒体以新闻人的角度和思维透视探讨，看哪个方面可行，什么方面不切合实际，哪一项需要改变。我们旨在找出一条路径出来，为中国的三农发展探路。”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莫新元指出，三农问题应该是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和实现我们现代化的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关键，最重要的一个堡垒。三农优化示范区模式更要跳开三农来解决三农问题，一定要因势利导，尊重发展规律，遵从农民意愿。三农问题如果解决不好，小康就难以实现。对此，《经济日报》农村部主任孙世芳认为，中基会要进行的三农优化示范区，不单是农业的问题也不单是一个农村的问题。中央的观点是鼓励企业下乡，但是对于工商资本下乡是有严格限定的。第一个限定就是农地农用；第二个限定是确保农民利益。什么企业能够下乡？能不能解决得了实际问题？《中国经济导报》总编辑胡跃龙指出，“三农优化示范区”涉及了方方面面，有一点理论创新或者示范的意义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选择几个有基础的，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一些探索。除了国家现行的法律，政策等障碍以外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，需要进一步论证操作上的难题。”《农民日报》要闻部主任郑惊鸿表示：中基会对国家的政策了解很透彻，针对目前农村的现状，谁来种地，怎么种地，三农示范区这个规划看起来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规划，但是谁来投资，怎么投资真正实施一定要慎之又慎。中国经济报刊协会秘书长宋波直奔主题：“现在农村非常需要这种改革，要不然中央也不会连续十年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。我同意中基会这个说法，谁来种地？由企业来种地。但是如何把感兴趣的企业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，引入到有需求的农村试点去，这是绝对可以尝试的。”

《中国县域经济报》总编张丹青说：“企业到农村发展中间，我们还要看企业家的境界，理念以及它的开发水平。考虑到农业是大风险、高投入、回报慢的产业这个特性，我们要仔细研究日本的农业精细化发展道路，怎么把产品精细化以提高其档次和知名度，把农产品做成文化味儿很重要。”

三农优化示范区如何从操作层面上去实践，《中国改革报》总编辑高富源提出要明确“三个关系”，即该项目跟国家政策是什么关系；跟地方政府是什么关系；跟农民是什么关系。

有感于中国的地域差别，经济差别很大，《人民日报》经济部副主任江夏说：“企业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，在城镇化过程中到底应该干点什么，哪个是企业的优势，是不是直接去种地，做的过程中要多论证。”为此，她建议，一定要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且有代表性的地区去试点。

“通过文化教育，给予他们的完整的政治权利、经济权利以及产权和主权。”中央政策研究室《学习与研究》杂志总编辑薛宝生建议，在实施的过程中，如果从理论上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，就完全从实践上把它做出来，然后再总结。要研究人文的问题，文化的问题，把它注入到这个模式里丰富其内涵。

《西部大开发》杂志社执行社长、总编辑卫思宇深有感受：“三农问题所围绕的其实就是农民和土地的问题，农民和土地和谐相处了，农村就好了。”对此，他给出建议：“三三制”要想解决三农问题，就要多种形式地去探讨一个改革的方法和措施，需要战略思维，辩证思维，法制思维，系统思维。对三农问题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底线思维。农村有三个底线是不能碰的。一个是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不能碰，第二个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碰，第三个是土地长期承包责任不能变。

大家从政策、法律、实施过程中的难易程度，利与弊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。

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孙晓洲主持了座谈会。

（秘书处宣）